權利的貧困是當代中國最大的貧困
2009年對中國來說是不平靜的一年，公共事件頻發、社會爭議頗多。其中折射出當下怎樣的社會現實？一言 以蔽之，乃民眾的“權利貧困”。
“蝸居”、“蟻族”、 “國進民退”何以成為焦點？
公共事件多是由對公權力的質疑引發的。對公權力的質疑，反映了社會情緒的焦慮，這種焦慮，本質上是民眾的“權利貧困”。
引發社會爭議的話題，如高房價和“地王”、“蝸居”、“蟻族”、“國進民退”等，實質也是出於民眾的焦慮——對經濟權利受到制度化侵蝕、生活更趨貧困化的不滿，而這種焦慮情緒的產生， 多半也是由“權利貧困”造成的。
以房價言之，高漲的房價，超出了絕大部分普通人的消費能力，這已是公認的事實。那麼，高房價到底是什麼原因造成的呢？眾所周知，政府炒地是關鍵。獲取土地出讓金和拆遷補償差價，已經成 為地方政府的行為偏好。全國土地出讓金2007年近1.3萬億元；2008年9600多億元；2009年更高達1.5萬億元，天價“地王”頻出，超過了 “瘋狂”的2007年的水準。地方政府從賣地中獲利巨大，土地出讓金已是地方財政的支柱。地方官員為了GDP和政績而希望房價上漲，房地產商（其中拿天價 “地王”的大多是國企，特別是央企）則推波助瀾，加之房貸政策寬鬆，大量遊資湧入，所以房地產泡沫越撐越高，被《福布斯》評為七大近在眼前的金融泡沫的第 二位。這個泡沫何時破裂不得而知，但日本、迪拜房地產泡沫都是前車之鑒，似乎沒有理由證明中國能超越世界經濟規律。
對高房價之下的普通老百姓來說，一方面是“暴力拆遷”不斷上演，另一方面則是城市白領為了一個“蝸居”而放棄個人尊嚴。在藝術上沒有多大價值的電視劇《蝸居》，就因為人們普遍關心房 子問題而一炮走紅，成為熱議話題。“暴力拆遷”和“蝸居”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反映中國平民的經濟權利受到制度化力量的剝奪、侵蝕。
與“蝸居”相應的一個詞則是 “蟻族”。人們原來只知道民工生存的艱辛，卻不知道還有一個同樣艱辛的群體：“大學畢業生低收入聚居群體”。據一份調查，僅北京保守估計就有10萬以上的 “蟻族”。此外，上海、武漢、廣州、西安等城市也都大規模存在這一群體。他們的特點，據說與螞蟻很相似：高智、弱小、群居。他們是大學畢業生，卻因收入低 而只能在城鄉結合部聚居。曾被認為是天之驕子的他們，生存境況可能僅比民工好一點，知識並沒有改變他們的命運。
“蟻族”的存在讓人們明白，大學生其實和民工一樣是弱勢群體。不僅僅是大學生和民工，在權利沒有保障的情況下，所有普通人都是弱勢群體。
北京律師在重慶打黑風暴中一不小心成了階下囚。強勢的律師在更強大的權力面前也只能是弱勢群體，這與因擁有財富而在平民眼中屬於強勢人群的民營企業家在國家權力面前屬於弱勢群體一樣， 可謂殊途同歸。一度風光無限的私人煤礦老闆，不是在2009年受到了嚴厲狙擊嗎？“國進民退”，不只存在於山西煤礦。
儘管有關官員表示普查資料從總體上不支援存在“國進民退”現象，但無論是人們的現實感受還是大部分經濟學家的理論研究，都同意這一現象近年來確已“回潮”。民眾和理論界對“國進民退” 的關注和擔憂，是對中國經濟能否健康發展的擔憂，是對民營企業、非公有制經濟在競爭中遭遇非國民待遇的不滿。美國耶魯大學教授陳志武先生是對“國進民退” 持強烈反對意見的經濟學家，他在多篇文章中指出國有企業的獨大威脅法治精神，破壞規則的公平性，不利於中國的長遠發展。
與“國進民退”相伴的是國企利潤的增長。本來國企改革是個老大難問題，國企利潤的增長意味著改革“卓有成效”，但是公眾對此並未感到高興。有關官員不無委屈地表示，為什麼國企搞好搞不 好都挨駡？他們的困惑，是因為沒有搞清楚國企利潤的增長是靠什麼實現的。讓老百姓不滿意的是，國企利潤增長是靠加強壟斷、靠不交租金、靠截留本應繳給全國 人民的利潤實現的。國有壟斷企業的奢侈浪費（如中石化總部大樓的一盞吊燈，被爆價值1200萬元，後承認花費156萬元；中石化前董事長陳同海每天要花掉 4萬元）以及其職工的高工資、高福利，是建立在消費者福利損失的基礎之上的。
“被時代”：民眾對“權 利貧困”不滿的表達
中國民眾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強烈 的福利受損感和社會不公平感。這種感覺的實質，是民眾的“權利貧困”。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瑪蒂亞森認為，貧困的根源，乃是權利的缺失。
在“權利貧困”得不到紓解的現 實之下，民眾對官方的不信任感和對立情緒也與日俱增。這一方面表現為近年來突增的大規模群體性事件，另一方面也表現為所謂“被時代”這一新詞語上。民眾用 “被自殺”來表示對一些被官方定性為自殺但疑點重重的死亡案件的質疑，用“被就業”來表示對官方公佈的就業率的質疑，用“被增長”來表示對官方公佈的平均 工資水準的質疑，用“被代表”來表示對價格聽證的程式透明和代表身份的質疑……“被”的廣泛流行和使用，使它成為媒體眼中的“2009年度關鍵字”。這從 一個側面表明，民眾正用一種嘲諷的方式表達自己的無奈和不信任。這種不信任，說到底是公權力過於強大和被濫用，且無視民眾權利的結果。
“被時代”體現了民眾對“權利 貧困”的不滿，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民眾權利意識的集體覺醒。這種覺醒，是中國民眾在“被動性”命運之下的理性抗爭，有利於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建設。儘管 2009年引起爭議的“不高興”話語表現了褊狹、非理性的社會觀念在中國仍有不小的市場，但中國民眾在近年來眾多公共事件中的表現，仍然讓我們有理由相信 他們漸趨理性和成熟。
理性的線民、負責任的媒體人、有良知的學者，一起用自己的聲音推動中國社會向健康的方向發展。
中國還能像過去30年一樣保持繁榮嗎?
讓人憂慮的是，由於“權利貧困”，改革共識正逐漸失去。
改革30年來，民眾對改革所持的心態與自身權利緊密聯繫。改革前10年，民眾的財富增長快於政府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增長，民眾從改革中擴展了自己的權利，因而對改革比較滿意。而最近十幾 年的情況似乎有點顛倒，民眾的財富增長慢於政府收入和企業利潤的增長，一些民眾沒有感覺到改革使自己得益，生存狀況似乎在惡化，因而對改革逐漸失去信心， 改革共識正在逐漸失去。
在改革共識逐漸失去的同時，卻有許多人在論證“中國模式”。若只看到成就而看不到問題，未免短視。中國現有的改革模式還有多少潛力可挖？以環境污染、勞工低薪酬低福利等高昂代價取得的 經濟增長，一直是由民眾承受一系列惡果。2009年僅“血鉛事件”就發生了多起。低薪酬、低福利的一個後果，是導致消費能力不足。中國的居民消費 率，1952年為69%，1978年下滑到45%，到了2008年則縮至35.3%。而2008年，美國的居民消費率為70.1%，印度為54.7%。世 界上不管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居民消費占GDP的比重一般都在50%以上，只有中國低到35%這樣的水準。由於居民消費能力不足，儘管從國家領導人到 普通學者都在呼籲促進消費，但內需還是難以拉動，中國經濟發展模式轉型面臨困難。
內需不足顯然是“權利貧困”的結果。分配的不公，加上住房、醫療、教育等方面的支出增加，迫使居民將有限的錢存入銀行以應不時之需，導致無力消費。在這樣的發展下，未來30年，中國還 能像過去30年一樣保持繁榮嗎？如果不解決“權利貧困”的問題，中國的繁榮和穩定還能持久嗎？回答這些問題，遠比總結過去的成就更為重要，也更為緊迫。
自由和幸福是所有人共同追求的目標，社會的文明和進步通過個人自由和幸福體現出來。但自由和幸福過於抽象，難以衡量，比較具體、可量的是個人權利。人類歷史的經驗表明，一個社會向好的 方向發展，其核心標誌是民眾逐步擺脫“權利貧困”，個人權利不斷得到擴展和保護。反觀近幾年的中國社會現實，難道我們不該反思些什麼嗎？
為了人民的福祉，也為了國運的昌隆，中國的改革需要從解決“權利貧困”著手，切切實實地提高民眾的權利，讓人們對社會良性發展保持信心，讓人們對未來的美好保有信念。
洪振快
（原載《同舟共進》雜誌 2010年第3期）
